違法成本應永遠大于違法獲利。違法成本還應與發現成本相匹配，越容易弄虛作假的，越不容易及時發現的，越應該加大其違法成本，以彰顯法律威懾力。

　　近日，《疫苗管理法》（草案）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與去年底初審稿相比，有多處出現了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大幅提升了制售假劣疫苗罰款的額度。

　　二審稿規定，違法生產、銷售假劣疫苗可處貨值金額15倍以上30倍以下罰款，這一規定已經遠遠超出了《藥品管理法》中“違一罰三”的幅度，也超出了一審稿中“5倍以上10倍以下罰款”的規定。從法律上下位銜接的角度看，《疫苗管理法》雖作為特別法，但處于《藥品管理法》的下位，下位法這一突破，將帶動上位法“違一罰三”規定的適時改變。

　　同時，為防止貨值金額過低導致基數效應而使罰款失去意義，二審稿特別規定了兩個最低限度罰款檔次，不再與具體的違法金額按比例折算罰款額度，即貨值金額不足50萬元的，并處200萬元以上1500萬元以下的罰款；貨值金額50萬元以上不足100萬元的，并處500萬元以上3000萬元以下的罰款。“并處”意味著“違一罰十五至三十”的機制下，還要加處不與具體違法金額掛鉤的絕對罰款。這一規定，有力并嚴密地堵塞了法律漏洞，相關違法違規企業將再也找尋不到通過違規金額“化整為零”來規避高昂罰款的機會。

　　其中還有一處引人注目的變化，就是承認并賦予了民事懲罰性賠償的權利。民事懲罰賠償制度引入到假劣疫苗問題區域，將給那些尋求權利救濟的受害者以通過民事訴訟來實現維權的激勵。從個體訴訟的角度上看，一些民事訴訟往往因訴訟成本高、賠償金額低等問題導致不可訴，這一制度性阻礙，也助長了民間私力救濟的興起。民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確立，將鼓勵受害者勇于拿起法律武器，通過合法訴訟維權，而另一方面，懲罰性賠償制度將極大地提高制藥企業或疫苗運輸、貯存、醫療主體單位的違法成本，這一法律后果預期，也會將這些主體單位或個人引導到守法誠信的路上。

　　假劣疫苗之社會危害性不言而喻。疫苗之安全，事關國民健康之安全，甚至關乎于國家之安全。疫苗之生產與使用，又往往具備壟斷性的特點。一直以來，在管理疫苗領域存在著違法成本過低、利潤率卻過高的失衡狀態。如長生事件中，最初地方藥管局開出的罰單只有區區400多萬元，而長生每年的利潤則高達數十億元。對于這樣的企業，原有法律的小幅威懾已經失去意義，而失去法律有效約束的違法企業，為了追求高利潤，什么缺德的事都可以做得出來。

　　違法成本應永遠大于違法獲利。違法成本還應與發現成本相匹配，越容易弄虛作假的，越不容易及時發現的，越應該加大其違法成本，以彰顯法律威懾力。《疫苗管理法》（草案）二審稿體現了這一法理精神，將使我們的法律更具有科學性和現實針對性。（和靜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