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遵從行為”有助于打贏農村新冠疫情保衛戰
- 2021-02-02 17:31
- 作者：衣曉峰
- 來源：中國食品藥品網
從去年底到現在，我國河北、吉林、黑龍江等省份接連報告新冠病例，其中石家莊病例超八成出現在農村地區，而黑龍江望奎縣確診病例也大多數為當地惠七鎮惠七村村民。作為此次新冠病毒卷土重來的重災區，農村地區疫情防控問題成為公眾關注熱點。
去年8月，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新冠肺炎疫情專項課題《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下公眾風險感知、行為規律和公眾情緒引導》項目的支持下，哈爾濱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郝艷華教授、吳群紅教授課題組對近2萬人進行了在線網絡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在常態化疫情防控期間，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相比，對新冠肺炎的知識掌握較低，高遵從行為也差強人意。同時，課題組通過潛類別分類分析，發現可以將公眾的防護性行為類別分為戒備型、冷靜型與無畏型三種，而農村居民更容易成為“無畏型”人群，即采取防護行為的意識相對淡薄。
郝艷華指出，農村之所以成為疫情防控薄弱環節的原因主要有：一是農村地區醫療資源和醫療水平有限。根據《2020年中國統計年鑒》統計，2019年農村每千口衛生技術人員為4.96人，每千口執業（助理）醫師1.96人，每千口注冊護士1.99人，雖然相較往年有所提升，但距離城市仍有不小差距。匱乏的基層醫療衛生人才、短缺的醫療衛生設備、基層的疫情防控意識放松等，致使農村較難開展應檢盡檢、愿檢盡檢等全面核酸檢測策略。
二是冬季正值北方地區農閑季節，農村居民舉辦婚宴、走親訪友等聚集性活動較為頻繁。調查結果顯示，近來河北、吉林、黑龍江等省份的新發農村新冠肺炎疫情，多與婚宴與集會等脫不了干系。根深蒂固的生活習慣和傳統鄉俗為病毒的傳播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三是農村居民文化水平有限，對疫情防控常識知曉率底，防控意識薄弱。隨著天氣日漸寒冷，季節性流感正處于高發季，由于新冠肺炎和流感、普通感冒的初始癥狀相近，人們難以進行自我鑒別和診斷；而農村居民的健康素養相對較低，面臨疾病更是傾向在家自行服藥。三是基層衛生機構防疫意識松懈，缺乏警惕和及時進行核酸檢測意識，難以對傳染性疾病做到“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
吳群紅認為，盡管此次疫情農村病例較多，但相比于城市，農村地區也存在天然的防控優勢。首先，農村的特點是“熟人社會”，村民對于村落中“四類人員”的信息清晰明了，即使未采取強制隔離措施，村民也可以自發與其保持社交距離。其次，農村居住空間較大，“大散居，小聚居”的建筑格局使得社會隔離更為有效。此外，農村的“大喇叭”傳播效果凸顯。作為農村基層重要的宣傳手段，盡管相比于新媒體，“大喇叭”的內容和形式較為單一，卻能有效地減少農村居民在新媒體時代因信息過載帶來的“網絡謠言”和“信息繭房”等負面影響。通俗易懂、生動感人的語言，也使得疫情防控信息的獲取不受農村居民文化程度的限制。村民可以有效地利用最短的時間接受到最有效的信息，避免信息焦慮。今年1月中旬，國家衛健委發布《冬春季農村地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從政策層面上因勢利導，非常及時。
敦促農村居民建立“高遵從行為”
吳群紅強調說：目前全球疫情蔓延態勢依舊嚴峻，國內散發病例和局部地區暴發疫情的風險依舊存在。盡管我國新冠疫苗研究工作已有重大突破，但目前我國采取“兩步走”接種策略，即優先接種重點人群，全人群接種疫苗的目標尚需時日。同時，國務院聯防聯控機構也提示疫苗的保護效果并非百分之百。因此，促進農村居民高遵從行為，做好個人防護是面對此次農村疫情的關鍵措施。
郝艷華解釋，高遵從行為是指公眾在危機應對狀態下依循和遵守政府應急指令而采取有利于遏制危機蔓延的行為；在本次疫情中主要指在堅持遵從WHO、國家衛健委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建議的防護行為的情況。今年新冠疫情期間，突發公共衛生危機的負外部性對社會造成嚴重沖擊，公民在疫情風險鏈上環環相扣，尤其是農村“熟人社會”的特點，居民之間交往密切，婚宴等聚會活動頻仍，個人的不遵從行為很容易加重連鎖反應，對自身、他人、社會和國家帶來不良后果。
在去年承擔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下公眾風險感知、行為規律和公眾情緒引導項目研究中，郝艷華、吳群紅課題組注意到農村居民對新冠肺炎的防控常識知之有限，高遵從行為的形成率也不理想。但深入分析發現，在農村居民中，高遵從行為也有很大的差別，其中女性、新冠疫情知識掌握程度高、疫情嚴重性認知高的農村居民更傾向采取高遵從行為。已有研究表明，女性對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風險感知普遍高于男性，女性在做出行為決策時更關注行為可能存在的益處與風險。知識水平較高的農村居民更傾向高遵從行為。根據“知信行”理論，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高水平的個體能意識到高遵從行為的重要性，產生積極的態度和信念，進而促進公眾的防護行為。根據“信息-動機-行為技巧模型”，個體掌握疫情相關知識后，會感知到高遵從行為的社會規范性，隨即通過各項行為動機的增強和行為技巧的接受，促進公眾采取高遵從行為。
而疫情的嚴重性認知高，會進一步促進公眾采取高遵從行為。社會認知理論認為，個體認知決定其行為方式。健康信念模型提出，人們在遭遇重大突發事件時會產生較高的風險認知，在高風險認知的介導下往往會利用保護行為，以避免自身落入險境。
在對我國公眾難以長期堅持防護行為的原因分析時，郝艷華指出，我國農村居民因生理層面（長期佩戴口罩引起身體不適）、資源消耗層面（疫情持續時間過長導致心理損耗、口罩等防護物資消耗）、群體壓力（影響正常社交和從眾心理）以及防控倦怠（如測溫掃碼操作繁雜、認為沒有必要堅持及迫切希望回歸生活）等諸多因素，都易使高遵從行為“打折扣”。
農村疫情防控需多元主體共同努力
疫情防控的勝利并非政府一己之力所能完成，政府和個人等多元主體協同抗疫才是化解突發公共衛生危機的關鍵。在這里，郝艷華、吳群紅團隊針對農村疫情防控問題提出如下建議：
一、減少人員的流動和聚集，做好重點人群摸排工作。對返鄉人員實施網格化管理，嚴格遵循隔離制度，及時進行核酸檢測；
二、強化縣鄉村基層醫療機構疫情防控能力，組織專業人員對基層衛生技術人員培訓，提高基層衛生人員的職業素養。加強農村地區環境、食品和人群的樣本采集與檢測能力，面對可疑患者及時上報；
三、保障農村應急防控物資和居民日常生活物資的供應；
四、啟動針對性、靶向性干預措施，通過多元化宣傳方式對不同特征的農村群體開展健康教育宣傳，深入普及疫情知識，強化科學防控的社會準則，增強公眾防護意識，防范居民的心理疲倦與防控倦怠；
五、農村群眾應遵從政府指令，堅持做好個人防護，自覺減少外出和聚集性活動；配合政府的防控措施與流調工作，不瞞報漏報。（衣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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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姜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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